Ruthie Weiss的籃球隊似乎要連續(xù)遭遇第四場失利了。但當她站在球場邊休息的時候，這名9歲的孩子并不打算放棄，并說服教練讓她回去繼續(xù)比賽。接著，她沖上球場，接到一名隊友的傳球，并直接闖到籃下。嗖！籃球入框，Ruthie快速拿下兩分，她的球隊領先了！隨著比賽的繼續(xù)進行，她屢屢得分，最終帶領球隊取得了勝利！這支球隊贏得了本賽季的第一場勝利，并且就像剛剛奪得全國冠軍一樣熱烈慶祝起來。來自對方球隊的幾位父母甚至停下來祝賀Ruthie，她一個人拿到了13分，也就是球隊所得的所有分數(shù)。這些父母向Ruthie的爸爸媽媽道賀，覺得Ruthie太不可思議了！

       Ruthie更與眾不同的是她的DNA。由于她攜帶了一個基因突變，因此患了白化病：她的身體產(chǎn)生的黑色素非常少，這意味著她的頭發(fā)和皮膚都發(fā)白，并且從法律意義上來說，她是盲人，她的視力比正常人差10倍。盡管如此，她仍在學習閱讀。雖然她可能永遠無法開車，但她看得清籃筐，認得清隊友，會射門、傳球和比賽。

       1月，Ruthie的父親Ethan問Ruthie，是否希望爸媽在她出生前就糾正了導致她失明的基因。Ruthie毫不猶豫地回答說，不。當被問及“會不會考慮在未來編輯自己的孩子的基因”時，Ruthie也堅定地回答“不”。

       Ruthie的回答引發(fā)了她的父親、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的醫(yī)學科學家Ethan Weiss的思考。Weiss非常清楚基因編輯技術的快速發(fā)展——從理論上講，這些技術可以防止兒童出生時患有致命疾病或殘疾，就像Ruthie一樣。而且他相信，如果他可以在Ruthie出生前對Ruthie進行基因編輯，那么他和他的妻子絕對會抓住這個機會。但現(xiàn)在他認為，基因編輯可能是一個錯誤：這樣做可能會抹掉一些Ruthie的特質(zhì)——比如決心。上個賽季，當Ruthie成為籃球隊中最差的球員時，她決定自己改進，并且在父母不知情的情況下，抓住一切機會練習。Ethan懷疑，如果改變Ruthie的殘疾，那么就會以一種讓他們后悔的方式改變一家人的狀況。這太可怕了。

       Ethan和Ruthie并不是唯一在思考這類問題的人。強大的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的出現(xiàn)引發(fā)了關于它是否，以及如何用于修飾人類胚胎基因組的激烈爭論?；蚪M的變化幾乎百分百會傳遞給后代，學界通常認為這是不可跨越的倫理底線。

       但新興技術在不斷試探人類的接受底線。現(xiàn)在的父母在控制遺傳給孩子的基因上擁有前所未有的能力：他們可以使用產(chǎn)前遺傳篩查來檢查唐氏綜合癥等疾病，并選擇是否繼續(xù)妊娠；胚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允許接受體外受精的夫婦選擇不具有某些致病突變的胚胎；一些人甚至能接受使用CRISPR基因編輯技術去改變可遺傳的基因組。去年，線粒體替代療法——一種將卵子或受精卵的細胞核移植到來自捐獻者去核的卵細胞中的技術，在英國被批準用于防止罕見的基因疾病。

       許多安全、技術和法律障礙仍然阻礙人類胚胎中的DNA編輯。但是一些科學家和倫理學家指出，在克服這些實際障礙之前，現(xiàn)在仔細思考胚胎編輯的意義是很重要的。這些技術將為那些患者和后代創(chuàng)造什么樣的世界？

       到目前為止，來自患者的聲音非常少，但通過與他們的對話，我們發(fā)現(xiàn)他們有各式各樣的觀點。有些人迫不及待，表示應該迅速使用基因組編輯來消除嚴重的、可能致命的疾病；有人懷疑社會對這些技術的接受是會造成大眾恐慌，還是會讓眾人期待；最重要的是，像Ethan Weiss這樣的人警告說，如果政策制定者不咨詢殘疾人及其家人，那么這種技術可能被濫用，這將對患者、社會、當下和未來都產(chǎn)生破壞性影響。

       英國諾里奇東英吉利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的醫(yī)學社會學家Tom Shakespeare提醒，聆聽患者的聲音非常重要。

       真實案例

       現(xiàn)年60歲的John Sabine曾被描述為英格蘭同一代人中最聰明的法律思想家之一?，F(xiàn)在，他的亨廷頓病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晚期：他無法走路或說話、大小便失禁、生活無法自理，并需要他人照顧。他的弟弟Charles Sabine同樣攜帶誘發(fā)亨廷頓病的遺傳突變，因此他知道，自己會和他的兄弟和父親一樣，注定要遭受亨廷頓病的摧殘。

       Charles和John還有5個兄弟姐妹，每個孩子有50％的機會遺傳導致亨廷頓病的突變。對Charles以及許多其他人來說，這些突變導致了亨廷頓氏癥。但是否應該使用基因編輯來治療現(xiàn)在的患者，或是防止下一代攜帶這一突變，目前還沒有合法的倫理觀點。

       Sabine表示，任何真正患病的人不會因為倫理問題而糾結。如果有人告訴他，打破這扇門，就能修改基因，那么他會毫不猶豫地破門而入。

       舊金山的科技企業(yè)家Matt Wilsey做出了同樣的選擇。他的女兒Grace是世界上第一批被診斷患有由NGLY1基因突變引起的疾病的人之一，這使得她的細胞難以擺脫畸形蛋白質(zhì)?，F(xiàn)年6歲的Grace患有嚴重的運動和發(fā)育障礙，她幾乎不能走路，也無法說話。由于這種疾病對于醫(yī)學來說是全新的，醫(yī)生甚至無法預測她可能活多久。

       Wilsey看好CRISPR。他認為，如果他有機會在Grace出生之前檢測，并修復她基因組中的突變，他一定會這么做。但現(xiàn)在對于胚胎編輯的倫理討論遠多于對技術本身的討論，他為此非常沮喪。他希望幾年內(nèi)，醫(yī)生能使用CRISPR之類的基因療法，去幫助Grace。這種方法可以繞開改變可遺傳基因的倫理問題。他想知道，禁止胚胎編輯的臨時禁令是否可以讓該領域把注意力聚焦到這種療法上來。

       Wilsey表示，作為重病患兒的父母，應該做什么？難道袖手旁觀看她死去？我們必須抓住機會。CRISPR是一列已經(jīng)離站的火車，我們無法阻止它繼續(xù)前行。我們能做的，難道不是更好地利用它嗎？

       2015年12月，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美國國家醫(yī)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中國科學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和倫敦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 of London）聯(lián)合召開的會議根據(jù)多重安全和道德問題建議暫時禁止胚胎編輯的研究。盡管如此，許多生物倫理學家和科學家仍然認為，如果可以在胚胎中修正可導致致命和衰弱的疾病的單基因突變，那么就應該這么做。Shakespeare指出，從長期來看，對導致嚴重殘疾和死亡的疾病進行胚胎編輯，可能不會引發(fā)太大的擔憂和批評。但是，他指出，一旦用于非典型疾病的治療，大家的關注點就會是這種疾病是不是會造成那么嚴重的影響，是否應該用基因編輯。

       社會后果

       很多人擔心倫理底線會畫在哪里。雖然現(xiàn)在似乎只有少數(shù)非常嚴重的疾病應該進行基因編輯，但殘疾人活動家指出，被視為疾病并可能需要接受治療的病癥清單正在擴大。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的語言學家Carol Padden表示，人們越來越多地將肥胖或酗酒傾向視為疾病。她本人是聾子，并指出許多聾人并不認為這是殘疾。例如，有些聾啞父母拒絕為其子女植入人工耳蝸等技術，或拒絕通過遺傳學診斷等過程選擇健康后代。因此，每個人的立場其實不同。

       像Padden一樣，一些殘疾研究的研究人員并不反對基因編輯，但認為公眾需要認識到，不可能消除所有殘疾，并且如果他們試圖這樣做，人類可能會失去很多重要的東西。

       Padden指出，最初專為殘疾人設計的一些措施往往最終使每個人受益。例如，20世紀70年代，在聾人團體的活動后，美國采取了立法行動，最終實施了隱藏式字幕——電視上為聽障人士制定的字幕?，F(xiàn)在，人們以無人能預見的方式依賴這些字幕，例如在嘈雜的機場和體育酒吧。有些人用它來學習閱讀或?qū)W習一門語言。

       Rosemarie Garland-Thomson是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殘疾研究倡議（Disability Studies Initiative）的文學學者和聯(lián)合主任。他補充說，立法授權，比如美國20世紀90年的美國殘疾人法案，已經(jīng)幫助殘疾人很好第融入了社會——在工作場所、學校和其他公共場所。因此，Garland-Thomson指出，世界對每個人來說都更加人性化。這種相互作用顯著改變了我們對‘誰才是重要的人’的看法。

       Garland-Thomson警告說，父母通過基因編輯剔除子女身上被視為弱點的想法違背了包容性原則，并且可能為每個人創(chuàng)造更嚴酷的社會氛圍。她補充說，殘疾的經(jīng)歷是普遍的；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遇到疾病、事故和與年齡有關的衰退。他們正在試圖判定，哪種活著的方式應該是被剔除的。這種想法非常危險。

       Padden認為，倫理學家、患者和殘疾研究人員必須緊急開展工作，讓社會更接受多樣性。這是一場長期的戰(zhàn)斗，許多人看到了進步的證據(jù)——例如，在“神經(jīng)多樣性”運動中，人們開始接受，自閉癥等疾病是人類多樣性的一部分。她表示，我們必須開始提出更多關于多樣性的論據(jù)，而且動作要快。因為CRISPR的發(fā)展速度比我們思考這個問題的速度更快。

       做出選擇

       盡管人類胚胎基因組編輯仍處于早期階段，但已經(jīng)具有阻止某些疾病遺傳的能力。產(chǎn)前檢查已經(jīng)發(fā)展到醫(yī)生可以通過其母親的血液對胎兒的DNA進行采樣，這使得父母可以選擇在診斷出疾病或殘疾時終止妊娠。這種技術已經(jīng)開始顯示對人口的有限影響。

       例如，在歐洲，懷孕期間唐氏綜合癥診斷的陽性率從1990年的每1萬人中的20例上升到現(xiàn)在每1萬例中的23例，因為平均懷孕年齡增加。但是出生時患有這種疾病的孩子的數(shù)量一直保持在每萬人中大約11人的水平，因為許多檢查呈陽性的婦女選擇了終止妊娠。在美國，胎兒被診出患有唐氏綜合征的婦女中，67-85％的人選擇了終止妊娠。

       通過對那些孩子被診出患有唐氏綜合征的婦女進行調(diào)查，并整合來自世界各地的類似調(diào)查，馬薩諸塞州總醫(y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的醫(yī)學遺傳學家Brian Skotko發(fā)現(xiàn)，醫(yī)生有時會建議孕婦終止妊娠，或放棄收養(yǎng)被診出患有唐氏綜合征的嬰兒。他們可以通過使用諸如“我很抱歉”或“我有一些壞消息要分享”這樣的話語來影響決策。例如，在唐氏綜合癥診斷后終止妊娠的71名荷蘭女性中有34％的人表示，他們的醫(yī)生在討論他們的選擇時甚至沒有提到繼續(xù)懷孕直至分娩的可能性。

       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市的律師Mark Leach有一名11歲、患有唐氏綜合癥的女兒Juliet。他表示，他和他的妻子多次被問過——特別是當他的妻子懷上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時——他們是否“事先知道”女兒患有唐氏綜合征（事實上，他們并不知道）。有些人只是好奇，Leach指出，但對其他人來說，這句話帶有一定的批判性。事先知道，就像是暗示了‘你不應該只為你著想，也應該為社會著想’。令Leach感到困擾的是，盡管政府和私人醫(yī)療保險公司經(jīng)常為產(chǎn)前診斷付費，但他最近了解到，學校系統(tǒng)正在停止對那些幫助他女兒提高數(shù)學和閱讀能力的教育專家的支持。

       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法學和社會學教授Dorothy Roberts指出，這種壓力令人不安，如果胚胎編輯變得容易獲得，這種情形可能會變得更糟。由于缺乏對殘疾兒童的支持，婦女不得不背負起為子女選擇合適的遺傳基因的責任。

       Leach認為，殘疾兒童也可以過上多姿多彩的生活。Juliet喜歡芭蕾舞和騎馬，她特別熟悉她認識的人和動物的名字。Leach表示，她提醒了其他人要去關愛他人。如果唐氏綜合癥人群繼續(xù)減少，那么一大問題是，這個世界上的同情心也變少了。

       即使在已經(jīng)有生命危險的人群中，許多人也選擇不編輯基因。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關心亨廷頓病患者的神經(jīng)病學家Edward Wild估計，英國只有不到5％的患者使用胚胎植入前遺傳篩查來選擇健康胚胎，因此避免將致病突變遺傳給子女。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有突變；由于涉及的成本或風險，一些人決定不進行篩選；有些人對這種技術有個人或道德上的反對意見；有些人只是覺得50％的傳染病的可能性沒有那么糟糕。

       Wild指出，以科學的方式生孩子的吸引力遠不如以有趣的方式生孩子，即使孩子未來可能患上亨廷頓病。

       即使基因編輯安全有效，并且每個人都選擇使用它，它也不會消除遺傳疾病。因為距離了解所有相關基因的功能，科學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即使研究充分如亨廷頓?。℉untington’s Disease），通過基因編輯以預防疾病也并非易事。亨廷頓病的元兇在于特定基因序列的重復，重復次數(shù)越多，癥狀就越嚴重，并且隨著傳代，重復數(shù)會增加。將來將不斷有新家庭被診出有亨廷頓氏癥，這或者是因為這種疾病在老一代中被漏診，或者是因為癥狀在后代中被惡化并且變得可識別。雖然Wild正致力于治療亨廷頓的遺傳技術，但他認為未來完全消除亨廷頓病的可能性非常小。理想很豐滿，但現(xiàn)實恐怕很骨感。

       人類生物學可以通過其它方式使事情復雜化。例如，Padden指出，一些易患遺傳性疾病的突變，如鐮狀細胞突變，對于整個人類群體都有好處，例如增強對瘧疾的抵抗力。因此，編輯一種疾病的突變，可能會因為增加另一種疾病的風險，最終適得其反。她認為，我們對與疾病相關的其它突變的潛在益處知之甚少，過于自由地應用基因組編輯可能會產(chǎn)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如果允許采用基因編輯，該技術的運用在地域上也是不均衡的。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的社會學家Aleksa Owen預測，基因組編輯將首先用于批準和支持輔助生殖技術的國家，如英國、其他一些歐盟國家、中國和以色列。但對于發(fā)展中國家的許多人來說，這項技術可能太昂貴了。

       消除殘疾？

       不過，一些科學家預測編輯人類胚胎可能會產(chǎn)生變革性影響。在12月舉行的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ies）基因編輯峰會期間，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遺傳學家Dan MacArthur在推特上寫道：“我的預測：我的孫子將會接受胚胎編輯。這并不改變‘生而為人’的意義。只不過像是打了一針**。”

       伊利諾伊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醫(yī)學和殘疾史學家Sandy Sufian同意MacArthur的觀點，認為CRISPR有可能被廣泛采用，因為可以減少用于照顧殘疾人的支出，以及消除人們對殘疾的恐懼。但她懷疑，消除殘疾可能并不必然改善人們的生活品質(zhì)。Sufian患有囊性纖維化，一種由突變引起的疾病，這使得她的肺細胞更容易受到感染和疾病的侵襲。她每周花在吸入藥物來清除她的肺部粘液、鍛煉和接受物理治療上的時間達到40小時；許多這類患者不得不辭掉工作，以便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治療。然而，當被問及“是否會選擇通過基因編輯剔除掉囊性纖維化的基因”時，她的答案是不，她認為，有一些偉大的事情來自遺傳性疾病。

       Garland-Thomson也贊同Sufian的觀點。Garland-Thomson罹患肢體減少癥，只有6個手指和一只半手臂。但她表示，她已經(jīng)適應和接受了這樣的自己：她非常善于交際，并且認為這是因為她必須努力地讓身邊的人與自己相處時更加舒服。Garland-Thomson認為，任何類型的困難都為她提供了開發(fā)解決方案的機會。

       Shakespeare患有軟骨發(fā)育不全，一種導致身材矮小的疾病。他表示，殘疾人和其他人一樣能夠獲得生活滿足感。盡管身高不高，但他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他生活中所希望的一切：事業(yè)、孩子、友誼和愛情。他不想通過基因編輯讓自己變高。

       殘疾人權益

       非殘疾人總以為殘疾人士的生活幸福度很低，但事實并非如此。雖然殘疾人的整體生活質(zhì)量略低于正常人，但差異很小。一項研究發(fā)現(xiàn)，有一半的嚴重殘疾人將他們的生活質(zhì)量評為“好”或“優(yōu)秀”。

       人人往往錯誤地認為，健康對幸福的影響程度高于經(jīng)濟或社會支持等因素。1978年的一項研究將最近因事故而癱瘓的人與最近在州彩票中贏得5萬美元至100萬美元的人進行了比較。雖然發(fā)生意外事故的人的幸福感低于彩票中獎者，但兩組都預測他們未來的幸福感大致相同，而發(fā)生事故的人能從日常活動中獲得更多樂趣，例如吃早餐或與朋友交談。

       伊利諾伊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的殘疾領域研究員、由聾啞的父母撫養(yǎng)長大的Lennard Davis表示，很多先進技術都應該考慮到這樣一點，人們往往對于殘疾人的生活充滿偏見，事實上，殘疾人的生活并沒有大家設想的那么痛苦。

       殘疾人權益團體中流傳著一句話：“沒有殘疾人參與，請不要做關于殘疾人的決定。”殘疾群體認為，科學家、政策制定者和生物倫理學家應該采取措施確保CRISPR辯論能夠反映出對病人及其家屬最有利的事情，以確保在現(xiàn)在和未來該技術能以最人道的方式被運用。

       他們認為，開發(fā)CRISPR技術的投資應該至少不低于創(chuàng)新投資，以幫助那些罹患可能致殘的疾病的患者，并且必須讓那些罹患可能被納入基因編輯范疇的疾病的患者參與到?jīng)Q策過程中。

       對此，Ruthie Weiss和她的父親已經(jīng)做了決定。雖然Ruthie在完成日常任務上要比其他同學更困難，但是當她主宰籃球場、練習鋼琴或滑雪時，Ethan Weiss看起來和普通孩子并無差異。Ethan認為，他的女兒有優(yōu)勢也有劣勢，但她充分掌握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他選擇不改變她的基因。

       參考資料：

       Erika Check Hayden. (2016) Should you edit your children’s genes? Nature, 530: 402-405.